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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跨境电商健康发展。相关部门与海关、税务等部门建立沟通机制，为企业全面扩大业务提供有力保障。据成都海关介绍，为支持跨境电商发展，海关建立了提前申报、“三单”比对、清单自动核放、货到验放、汇总申报及全程无纸化的顺势监管模式；依托关区物流系统，实现对跨境电商货物的物流全程电子化监管；简化网购保税进口商品一线入区手续，实现“先入区、后报关”，建立适合保税零售业务的账册管理制度；对出口跨境电商商品实行集中申报、集中办理放行手续，对进口跨境电商商品实行集中申报、核查放行，实施通关无纸化，提高验放速度。

但正如礼来亚洲基金创业合伙人张志民在论坛上所言，生物医药还是一个投资机会很多的领域，因为基于新科学技术的新的疗法不断涌现。在张志民看来，投资者可以观察美股生物企业的市场表现。他指出，目前一级市场定价普遍较贵，希望未来一二级市场价格会趋于协同。

总体而言，1994年以前中国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多次变化，人民币汇率制度也随之屡屡调整，除了建国后几年间的市场化安排外，其后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基本由央行掌握，更多体现政府意志而非市场偏好。1994年-2005年的汇率制度安排与变迁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汇率并轨，形成以市场供给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并轨时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5.79美元调为8.70元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3%。同时建立了统一管理的外汇市场，指定银行代替原企业成为外汇交易主体。1994年4月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不过，虽然微观经济主体进一步参与外汇定价，但汇率的最终定价权依然掌握在央行手中，人民银行每日公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价格，市场外汇买卖只允许在其上下小幅波动，浮动范围仅限制在0.3%之间。从1994年至1997年，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兑美元价格实际并没有变化，人民币名义上的“管理浮动”实际上演变成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各商业银行在该汇率的基础上浮动报价。

在之前的2018年5月，深交所曾对康得新的2017年年报下发问询函，要求说明康得新货币资金的存放地点、存放类型、是否存在抵押等权利限制情况，并要求其审计师说明未将货币资金项目列为关键审计事项的原因及相关审计程序是否充分。康得新最终以“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储备足额营运资金”为由予以回复。

2018年10月24日，吉利控股旗下吉利科技集团与戴姆勒出行服务公司宣布，双方将在中国组建合资公司，提供高端专车出行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吉利与戴姆勒的出行布局并不仅限于地面。今年10月，吉利与戴姆勒共同投资的Volocopter在新加坡成功实现首次公开载人飞行，将满足于未来大型城市的出行需求。

责任编辑：李思阳新华社休斯敦10月29日电（记者刘立伟　高路）为期两天的“美中关系40年”研讨会29日在休斯敦闭幕。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中美经济融合、共同发展的大趋势无法阻挡。崔天凯说，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今天的选择。“我们希望，中美两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继续谈判对话，达成互利共赢的结果。这才是中美应共同秉持的相处之道。”希望美国对华政策能够基于现实，保持理性，而不要被偏执和误判引入歧途。